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法】艾蒂安·巴利巴尔 文

吴子枫 译

雅克·比岱和法国大学出版社建议我为阿尔都塞遗著《论再生产》的再版写一篇补充性的介绍文字，他们1995年编辑出版该著作后，就一直向我提出这个请求。这个建议打动了我，让我感到荣幸，我也非常高兴他们接受我用几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对他们这项出版事业的支持。这篇文章虽用其他语言发表过，但还没有用法文刊发过。它就是我为这部著作的“论意识形态”那一章的希伯莱语译本（阿里拉·阿邹雷编）所拟的“序” [1]。我不想改动这篇文章，因为，实际上在这篇文章中，我就那个整体——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发挥构成了那个整体最突出的部分——的结构和蕴涵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并力图将那些问题表达出来；同时，我也尽我所能地回顾了这部著作写作时和它某些部分出版时的环境，因为我相当深入地参与了其中。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请一位同仁加入到我们对阿尔都塞著作的阅读中来，她个人的著作（特别涉及到视觉艺术的“生产方式”方面）在当代“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我来说，她站在被以色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上争取正义的战斗绝对令人敬佩。阿尔都塞的某些作品，虽然迄今已有40年，并且出自完全不同的语境，但却作为一种智力、道德和政治资源出现在这里，或者跨越地球，出现在另一些地方，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堂绝妙的历史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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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这个文本今天第一次被翻译成希伯莱语，我应朋友阿里拉•阿邹雷之请写一篇介绍文章。对于她的恳请和等待，我深表感谢。在这篇简短的介绍中，我不想详细评论这个文本，而只想就它的地位和它的写作情况提供一些说明。

我认为可以说，这个文本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要描绘他的思想特征就必须参考的文本之一；是使用了烙有他自己名字“印记”因而可被直接辨认出来的那些概念的文本之一（在这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传唤”、在别处是“认识论断裂”、“症状阅读”等等）；最后，它铭刻进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继传统中[3]，成为当代哲学仍在继续研究的文本之一。然而，它的地位完全是悖论性的，甚至把它放在一部片段式的、未完成的、其内容绝大部分是在身后才出版的著作中来看也是如此。

那么，首先，它是什么样的文本？它的出版和再版方式，使我们今天不可能赋予它某种唯一的身份，也不可能确切地标出它的边界。相反，有必要提及它的历史，并把它归入到各不相同、有时还是对立的整体中，以便理解为什么那些成为它的对象、并在此后一直伴随着它或规定着对它的阅读的那些评论，能够如此地不一致。今天翻译的这个文本，是阿尔都塞去世5年之后，由雅克·比岱负责于1995年出版的那卷阿尔都塞遗著中的“第12章：论意识形态”（第204-239页）。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将得到一个阿尔都塞专门针对意识形态而作出独立发挥的既一致又完整的版本。但这个文本最初完全不是以这种形式流传、重新出版、翻译成各种文字并被阅读和引起争论的。这个文本的第一版——标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先是发表在《思想》杂志（1970年6月第151期）上，然后收入《立场》（1976年，社会版）一书中——一方面因为把对“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发挥置于关于“意识形态机制”的理论之前，所以更长一些；【9】另一方面它在自身的发挥过程中又有所删节。它由“正在进行中的一项研究的两个摘要部分组成”，目的是引起讨论。由于上述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从来没有完成过，在作者生前也没有发表过，反倒是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在不同的国家却非常激烈、持续不断，因此可以肯定，绝大多数评论者将继续参考的正是这个“历史”版。因此，我要回顾一下相关的环境和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

雅克·比岱在他批判的、文献学的导言中指出，作为那些发挥来源的、标题为“论上层建筑”的完整手稿有两个版本，两个都是未完成的。第一个版本约有150页，草拟日期是1969年3-4月；第二个版本约有200页，没有标明日期，是对第一个版本的修改和扩展。由第3章（“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第4章（“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4]、第6章（“国家和国家机器”）、第9章（“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第12章（“论意识形态”）的摘要组成的1970年的那篇文章，介于“这两个版本之间”，但包含了一些删节、衔接和补充。如果不解释清楚是什么致使阿尔都塞就这样提供一份不完整的拼合物来代替一个“完整的”但未完成的、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的文本，就无法理解上述的一切。

为此，必须追溯阿尔都塞错综复杂的病情（精神病学家们称之为“躁狂抑郁症”）和当时的政治环境。1968年5-6月间，在阿尔都塞自己事后力图定性为“青年学生群众的意识形态造反”[5]（而这可能并非偶然）的那些“事件”发生时，阿尔都塞因为处于抑郁期正在巴黎一家诊所接受治疗，与外界没有联系。接下来几个月，在测度了法国和国外社会形势和政治氛围的重要变化之后，在和自己一些朋友、学生（他们有些人在运动中多少有些活跃）有时激烈的讨论过程中尝试着阐明了那些“事件”的意义之后，阿尔都塞曾从他自己方面提议，【10】通过重新研究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为正在进行中的加工工作[6]尽自己一份力。当时，我加入的一个团体（同时加入的还有皮埃尔·马舍雷、罗歇·埃斯塔布莱、克里斯蒂安·博德洛、和米歇尔·托尔）已经着手在前期笔记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编辑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学校教育理论的集体著作（自称规模宏大）。我们特别决定采用一套术语，包括一些概念，如“教育形式”（以《资本论》第一部分中的“商品形式”为模型）和“教育机器”（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和马克思其他“政治著作”中的“国家机器”为模型）[7]。我们约定好了，这两项加工工作（我们的和阿尔都塞的）必须相接合并形成交锋，以便最终得出一种共通的学说。我们感到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一个有独创思想的学派。1968年以及接下来几个月的群众罢工和社会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左派中传播了一种看法，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可能带来一些根本转变的新的革命周期。然而，与经典模式相比，许多不同之处也一目了然（这些不同将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把他们，包括阿尔都塞本人，与阶级斗争和政治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优先性捆绑在一起——置于某种微妙境地）。1968年的斗争不仅同时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从中国到波兰，从美国到巴西，经捷克斯洛伐克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而且还（至少在表面上）赋予那些“全新的社会运动”以一种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与一些重要的“权威”机构如学校、家庭甚至教会[8]的公开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大学生（甚至一些小学校的学生）运动。从他早期引起轰动的文章开始[9]，阿尔都塞就重视尽一切力量发展或甚至锻造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造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重视当然给他一种感受力，让他能够觉察到当代政治现象的新颖性。但这种重视使他（同时使我们和他一起）面对一个挑战，在当时那种知识环境中——一方面，以各种不可调和的倾向倚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日益严重分裂；另一方面，许多“批判的”理论家越来越避开援引马克思[10]——要应对这个挑战并不容易。

【11】这些计划没有一个按照预想的那样实现。抑郁期之后的阿尔都塞，一如既往处于一种兴奋的工作状态，他在几周之内就手写了一份具有一部书形式的但未完成的草稿，并把它交由“学校团体” [11]传阅。这个团体虽然在他之前就已经独立地开始了，但进展却比他更慢，还在对布尔迪约、涂尔干、弗雷内和克鲁普斯卡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还在制作工人和资产者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统计图表。自那以后，关键的是要懂得如何把我们所达到的对教育机器的分析和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功能的总观念“缝合”起来。然而，尽管我们在术语和一些观念上相近，但我们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反而由此导致了一次总停顿。此外，以下事实又带来了政治上的紧张：即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自己与一些毛主义团体（马列共青联[12]，还有无产阶级左派）更接近，而另一些人（包括阿尔都塞本人）认为有必要留在“党内”（即官方共产党内）[13]。“理论的自治”完全破灭了……。在他那方面，阿尔都塞很快再一次病倒：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那些紧张带来的冲击，或更宽泛地说仅仅因为这让他对党的忠诚经受了考验（当他许多亲近的门生制造分裂并要求他也加入，最终还把他说成是修正主义，指责他背叛时，党却指控他是左派思想导师）；而是因为他的精神状态的总体恶化——这种恶化由来已久，并在接下来的年月中日益加剧。结果，在进行中的那些工作整体中断，并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状态[14]。阿尔都塞《论再生产》手稿可以列入撰写于1968到1980年间进展不一的其他文本的系列之中。那些文本通常以“论文”或“通俗的”随笔形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叙述为典范，在病情减轻期间写出，它们还停留在未完状态，其中有一些现在已在几部遗著中出版。

然而1970年，当阿尔都塞重新返回工作生活时，受到一些朋友特别是《思想》杂志的编辑秘书马塞尔·科尔尼的恳求，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中的一部分公之于众。他当时认为，对意识形态的某种发挥会再次推进讨论，而他本人希望利用这种讨论来重新开始工作。由此就有了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题的摘要的“拼合物”的发表。这本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但命运将赋予它一种决定性的或至少长久的重要性，因为对它的评论、使用和批评得以确立，是由于相信了那些把两项本质上不连贯的发挥重新接合起来而唤起的印象：一项以“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为中心，另一项以传唤、承认和保证的“意识形态”机制为中心。在这两者疑难的汇合点，是“A.I.E.” [15] 这个难解的概念或词组。这个概念此后进入一系列别的语言中（ISA，AIS，等等）。[16]

在原初版本（我这样称呼1970年的那篇文章）中，那些被保留和修改的摘要由几行省略号分开。这些省略号，尤其是分开那两项主要发挥的几行，产生了一种出乎意料的作用：它们使一个不在场（阿尔都塞著作最出色的编者和评论者之一弗朗索瓦·马特龙会说是一个“虚空”，他就这样连环套似地使用这位哲学家最喜欢的词语之一）[17]变得有形了，【13】这个不在场同时也是最重要最可怕的难题所在。我的感觉一直是，阿尔都塞这个文本的知识繁殖力，恰好与在这种决定性的衔接附近表现为省略号的既显著又隐秘的思想中止有关。读者被诱导去为了自己而寻找难题的“解决办法”。他们或者想象那种“解决办法”是阿尔都塞本人的，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他不愿或不能把它献出来；或者明白了阿尔都塞本人事实上并没有掌握“解决办法”，于是寻求途径去发挥和改造每一个能得到的半成品以便自己去完成它。毫无疑问，他们不可能知道、而手稿的完整出版在今天使人们能够发现的，是在阿尔都塞那里构成“缺席的环节”的东西：主要是对法的发挥和对革命的发挥，而处于它们之间的，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进行“拓展”的提议。在第一项发挥中，阿尔都塞从实际上与法律实证主义传统（它背后是关于法及其与道德的差别的康德主义定义）相当接近的论点出发，强调法的“镇压”性。他的结论是：法不足以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或它的再生产，因此“在功能上”必然得到一种意识形态的效力（efficacité）的辅助。在第二项发挥中，他（过分谨慎地）竭力去说明，人们怎样才能既思考剥削条件的永世长存，又思考它出现中断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尝试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习惯性的十字架。最有意思的，可能是重复了先前发挥过的对政治斗争的时间性差别的重视：一种是“短的”时间性，即在公共领域展开的阶级斗争（它的赌注是国家政权）的时间性；另一种是“长的”时间性，即打破公私之分的樊篱、在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中展开的阶级斗争[18]。但这个半成品（通过它在写作上的困境）只是突出了阿尔都塞所遇到的那个疑难：【14】虽然“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为政治的阶级斗争准备了条件，并对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承担者（“革命的阶级”）进行动员，因而决定着政治的阶级斗争本身，但它本身不可能是政治的历史“终审”[19]。它自己的效力要靠两种异质的“物质性”之间谜一般的短路[20]。“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是下层建筑”。因此，当代读者对阿尔都塞中间那些发挥的认识，丝毫无法减轻他们的困惑，相反，由于这种认识用完满的外表代替了虚空的显而易见性，反而可能会麻痹他们的理论想象力。因此我认为——尽管情况令人沮丧、甚至（归根到底）肯定是悲剧性的——，阿尔都塞不得不以这种形式，不是以一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伪）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对未知事物的两个异质且“开放的”命题的拼贴形式发表他的文章，是一件特殊的“客观偶然事件”。

在让读者面对阿尔都塞本人的文字之前，有待自问的是，在今天，我们如何才能思考这种异质性的后果。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可以提出两点假设。一方面，（政治的、社会的、知识的）历史已经完全打破了这两种话语哪怕是可疑的统一（而此前阿尔都塞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就是将它们结合起来，并用其中的一种去支持另一种），并已经将它们抛回到一些实际上不会再告知的上下文。这并不是说，它由此表示那种尝试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尝试告诉我们他的时代有许多理论上的要求，并见证了一种其教育意义还未丧失的、非凡而严肃的理论（或“重要精神”）。另一方面，上下文的分开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个表现形式多样的问题的普遍存在：即“主体”的问题以及和它不可分的政治的“主体性”问题，显然，它总是同时处于多重思想视野中。

【15】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发挥，建立在一个关于“结构”的概念基础上，对于这个概念，人们可以说他本质上是“功能主义的”，而他本人也被迫经常为此辩护[21]。问题毋宁在于把正好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先天“脆弱”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接下来阿尔都塞所说的，它的偶然性的点）上与这个体制断裂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写下来。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启示我们，应该把这个点与一种广义的社会“再生产”概念等同起来。因此，阿尔都塞在所有这些或多或少未完成的、深深地打上了“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语言烙印的文章中，努力在战略上把那个结构对它自身所有反对行动的要素集中在这一点上，以把它们变成阶级斗争的优先对象和场所。可以说，他的灵感是极端列宁主义的，因为他并不满足于把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目标限定为“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而是要把“国家机器”一分为二，以便能把“意识形态的统治”和以“国家的意识形态”（对阿尔都塞来说，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多半是法律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表述和实践的潜在集中化包括进来。因此，一切都好像阿尔都塞在强化并强调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隐秘力量的“极权”（totalitaire）形象，为的是最终（以矛盾修饰的方式）达到颠覆它的可能性。为的是最终（以矛盾修饰的方式）达到颠覆它的可能性。“最牢固的”环节，也可能是“最薄弱的”环节……由此也得出他与葛兰西的分歧。具体来说，就是拒绝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坚持革命政党（或革命运动）相对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整个体系的外在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它相对于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实践的内在性或它的批判的内在性。但这只是转移难题。我们得承认，一个组织可以外在于该组织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无疑也是各种机器形式），【16】这种观念是完全难以理解的。[22]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研究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上下文。关于“意识形态一般”具有一种结构的观念，非但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且事实上参考的是关于“结构”的另一种观念。虽然阿尔都塞指出了它与马克思的某些评论，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对它进行了“症状”阅读）中的某些评论（“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历史”）之间的相似性，但这只不过证明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是一码事。就阿尔都塞本人的著作来说，那种观念涉及到一系列文本，它们依次出现于1964年的短评《弗洛伊德和拉康》（1976年收入《立场》一书）和1976（或1977）年的文本《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发表于《第比利斯精神分析大会会刊》）[23]之间。尤其还要提到的是之前收入在《保卫马克思》中的两篇短评：即《“小剧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1962）和《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963）。阿尔都塞通过那些文章持续地研究了主体的想象性构成，把主体当作是根本的“意识形态后果[24]”，或更确切地说，当作意识形态的结构后果（但很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循环，因为典型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后果恰恰就是构成“主体”，对此还可以补充说，如果结构主义运动——阿尔都塞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确实就是思考主体的构成，以代替思考经典的先验哲学的“构成的主体”[25]的话，那么在这里，意识形态就只不过是结构的另一个名称而已）[26]。这项研究（正如大家将看到，尤其是在从“主体的构成”的第一个阶段向第二、第三个阶段过渡的环节：传唤、承认、保证）是通过对从黑格尔、弗洛伊德、费尔巴哈和斯宾诺莎等人那里借来的理论模型进行加工而展开的（这一切是在斯宾诺莎的总庇护下进行的，被归于他的功劳是他开创了一门关于想象及其社会效力的批判哲学）。这当然不是一种“完成了的”理论（但这样要求是否有意义呢？）。解释（人们可以站在外面对它进行评判，但它也指示着时代形势中的一些难题的循环和概念的循环）的关键之一，显然在于在“象征界”问题上与拉康的潜在争论（今天大学生经常问到这个问题）。【17】“象征界”的那些能指基本上是阿尔都塞从一神教话语那里借来的，特别是两处参考，一处是摩西立教（“我是你的仆人摩西”），一处是对福音书的重复-改写（“你是彼得”）。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为了得到想象界的某种内部的“功能”，他非常粗暴地把拉康的象征界拉回到了想象界领域和构成想象界特征的镜像关系领域。与此同时，显然，他隐含地提出了如何思考“实在界”的问题：在众所周知的拉康体系中，“实在界”构成解释无意识进程的第三个支撑。一切都似乎在指出，阿尔都塞拒绝像拉康站在自己的立场所做的那样，把“实在界”视为某种不可能之事的消极功能，或创伤性的、不可象征化从而不可表述的事件的消极功能，总之某种先验的“自在之物”的消极功能。那么，与想象界的物质性相关的实在界的实证性由什么组成呢？在这个文本的地平线上——但那也仍然是以非常莫测高深的方式——所暗示的是，这个问题可能无法与“坏主体”（无法成功地“自动运转起来”的“主体”或抵抗传唤的“主体”）的问题分开来。[27]我们还可以说，这里涉及的是主体的能力的剩余，是相对传唤的回路来说，主体的脆弱本身带来的后果——尽管是传唤构成了主体，或给主体以“形式”。但是，人们注意到（人们早就经常注意到）这一点在阿尔都塞那里成为一个奇怪的保留，人们曾认为也可以把这种保留解释为某种反抗或否认的形式……

对我来说，做进一步的介绍或讨论，提供一种无所不知的幻象，当然不成问题，但我更愿意停留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会明白，这些问题的确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为了响应阿里拉的恳请，我刚才尝试着描绘了阿尔都塞著作本身的物质性；然而，当我回头看这种描绘时，我发现，我还是有意无意地暗示，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拼合物的合不到一起的两“半”，有一个共同的没影点，也就是实践的问题：对于使革命成为可想象的“无组织的组织”这一观念，对于能在想象界的形式本身中表明那种外在性或实证性的“反主体传唤”观念（通过这种观念，他仍不知不觉地在构成关系中），这是一个可能的共同名称。【18】说实话，这个暗示散发着“68年人”（我当然还是）的不知悔改的气息，它仅仅是给事物取了个名字，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希望阿尔都塞这个文本的当前读者，通过对它这样或那样的构型，还能找到其他秘诀，以赋予它以意义。

2003年6月29日于伊萨卡

2011年1月14日于欧文

译文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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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斯令出版社，特拉维夫2003年。

[2] 大家尤其可以读一读阿里拉•阿邹雷的《摄影的公民契约》（The CivilContract of Photography），区域丛书（Zone Books），2008年；《国家行为——巴勒斯坦-以色列，1967-2007：图说占领史》（Atto di Stato. Palestina-Israele,1967-2007. Storia fotografica dell'occupazione），蒙达多利出版社，2008；还有写于2008-2009年以色列入侵加沙时的诗歌“我们都是巴勒斯坦人”（Nous sommes tous des palestinien）（http://www.mediapart.fr/club/blog/ariella-azoulay/230209/nous-sommes-tous-des-palestiniens）。

[3]比如参见朱迪斯·巴特勒的著作《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伦敦，劳特里奇，1997（法文译本，列奥·谢尔，2002）。

[4]即“infrastructure ”和“ superstructure”，通译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但在本文中，为了与“base ”（基础）相区分，也为了突出这个对子的“隐喻的”、“描述性的特征”，我们把这两个词全部译为“下层建筑/上层建筑”，相应地，凡译为“基础”的地方，原文都是“base”。——译者

[5]参见路易·阿尔都塞，《关于米歇尔•瓦雷‘论学生的五月’一文》（A propos de l’article deMichel Verret sur Mai étudiant），载《思想》1949年（实际为1969。——译者）6月第145期，以及给玛丽亚－安东尼塔•玛契奥琪（Maria-Antonietta Macchiocchi）的信，由玛契奥琪收入其著作《从意大利共产党内致阿尔都塞书》中出版，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69（该著作的法文版没有收入这封信）。

[6]指理论加工工作。——译者

[7]这项工作遗留下来但此后没有发表过的那些部分（参考下面）存放在当代出版纪念研究所（IMEC），附属于由该研究所建立并经常充实的“阿尔都塞”资料库。

[8]“甚至教会”几个字，是巴利巴尔2013年给译者发的最新电子稿中补入的。——译者

[9]首先是1965年的《保卫马克思》，它由1961-1965年这段时期的文章结集而成。

[10]米歇尔•福柯的变化在这方面是最典型的，他在1970年代毫不含糊地得出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参看比如1976年《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愿》，以及现在已经以“必须保卫社会”为名出版的同一年的讲稿——它包含着对意识形态、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等概念notions的一个直率的批评）。然而，今天有可能在更长、更复杂的演变中去定位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其中他与阿尔都塞私人的、精神的、单位同事的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肯定是确实的决定因素），而不是使这个问题相对化。

[11]“学校团体”（groupe école）即上文提到的那个研究学校问题的团体，成员除巴利巴尔外，还有皮埃尔·马舍雷、罗歇·埃斯塔布莱、克里斯蒂安·博德洛和米歇尔·托尔。——译者

[12]原文“UJCML”，是“马列共青联”（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s maxistes-léninistes）的缩写。——译者

[13]在1984年的“自传”《来日方长》（在他逝世后于1992年由Stock-IMEC出版）中，阿尔都塞对这个“策略”作了一番阴谋论的阐述，我并不认同他的阐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企图通过在各种敌对的、受限制从而处于秘密状态（回过头来看，我觉得真可笑）的组织中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来维持一个共同工作的团体，当时必定显得难以为继。

[14]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克里斯蒂安•博德洛和罗歇•埃斯塔布莱“挽救”了部分论教育的集体手稿，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完成了它，并由此出了一部书：《法国的资本主义学校》（马斯佩罗出版社1971年）；与此相对，米歇尔•托尔出版了《智商》一书（马斯佩罗出版社1974年）。

[15] A.I.E.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法文缩写，后文中的ISA和 AIS分别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英文缩写和意大利文缩写。——译者

[16]为了改正这篇简短的介绍可能造成的这样一个印象，即认为这是一段只有精神危机，只有流产的计划的完全消极时期，明智的做法是指出，在同一段时期，阿尔都塞还在从事另一项可以说是“私人的”计划。我们今天知道了这项计划的结果，它绝对令人钦佩，但他的大部分合作者当时还不知道它的存在：那是一部关于马基雅维利（并通过这个迂回关于政治概念本身）的著作。参见《马基雅维利和我们》，收入《哲学与政治文集》第二卷，Stock-IMEC出版社1995年版[论马基雅维利的那篇文章在别的语种中有独立的版本，包括英文和意大利文版；现在又有了法文袖珍版：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2009年，该书由艾蒂安•巴利巴尔作序，前面还有弗朗索瓦•马特龙和塔朗迪耶（Tallandier）写的两篇文章]。

[17]弗朗索瓦•马特龙《阿尔都塞著作中虚空的循环》，收入《在今天阅读阿尔都塞》（Lire Althusser aujourd’hui），先将来时丛书，L’Harmattan 出版社，1997年，第23-48页[参考路易•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塔朗迪耶，2009，同上]。

[18]阿尔都塞借助自己非常熟悉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支持，提出要在这种物质性或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形式化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看到经典“风俗”理论的等价物——与此相反的是把意识形态当作观念或意见的王国（règne）的“唯心主义”理论。

[19]这里“终审”的原文为“dernière instance”，与下文常用到的“归根到底”一词相同。——译者

[20]说实话，这里仅仅是重复经常在马克思那里，尤其是在著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出现的一个疑难。不同的是，马克思谈到了在革命形势中“生产力”的物质性和“社会意识形式”的“相遇”。通过强调意识形态本身是物质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阿尔都塞试图转移哲学上的这个经典难题（difficulté），但他并没有真正地说明，“阶级斗争”这个明确的概念如何能自始至终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同样的难题在阿尔都塞1976年12月给自己那篇文章的外文（西班牙语和德语）译本所补充的文章《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雅克•比岱出版的《论再生产》第249-263页）中也涉及到了。稍后我会再回到这篇文章。

[21]尤其是在上文提到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一文中。这篇文章以对“革命政党”身份的漫长讨论作结。一方面，从其阶级基础和历史目标来说，“革命政党”本质上“外在于国家”；然而另一方面，它又经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中介而结构性地“臣服”于统治阶级。这篇说明不断地影射以葛兰西“阵地战”思想的名义走上“西欧共产主义”议会道路的欧洲（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当代的实践，并直率地陈述了与这种政治逻辑进行“决裂”的必要性。

[22]这个观念与（《国家与革命》中）“半国家”（ Etat- non Etat ）的列宁主义观念没有多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它通过对过渡阶段的预支，或通过将过渡阶段“追溯”到未及夺取政权之时，给过渡阶段取了个名字，并把它构成为自己的条件。

[23]参考路易·阿尔都塞《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收入由奥利弗•科尔佩和弗朗索瓦•马特龙编辑出版的文集《精神分析论集》，Stock/IMEC 出版社1993年，第222-245页。

[24]这里“后果”一词原文为“effet”，也有“作用”或“效应”、“效果”的意思，在本译著中，根据上下文，有时候也译为“作用”，凡在译为“意识形态（的）后果”的地方，也可以译为“意识形态（的）效应”。——译者

[25]即“有构成能力的主体”。——译者

[26]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经历了认识和误认、接近和远离的交替过程。所有结构主义者或准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例外）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说过：“我不是结构主义者”，或者甚至说：“我什么都是，除了结构主义者”。关于这种在形式上使他们的关系变得更接近的俏皮话，参考我的研究《结构主义：主体的革除？》，载《形而上学和道德评论》，2005年1月第1期。

[27]阿尔都塞在这个方向进行冒险的那些话，可能有许多要归功于他与米歇尔•佩舍的交谈。佩舍是阿尔都塞围绕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关系的争论问题（vexata quaestio）的主要对话者之一（最有独创性，也是最不满意的对话者），在他在《拉帕里斯的真理》（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理论”丛书，马斯佩罗出版社，1975）中尝试对阿尔都塞关于传唤的论点进行引伸之前，曾用化名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在《精神分析手册》（1966、1968）上发表了两篇针对“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的文章。